81岁的张老伯长期照顾着失智的老伴和患精神残疾的儿子。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变老，而是万一自己失能或离世，妻儿无人照料、紧急医疗无人签字、家庭财产无法得到安全管理与使用。
这在上海并非孤例。
上海信托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上海60岁以上人口已近600万，其中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的接近200万，独居老人超过33万。放眼全国，2025年末独居人口已超1.23亿，预计到2050年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7900万。
为解决这一庞大的养老难题，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下称《通知》），试点“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养老服务机构”模式。
这不是海第一次在养老金融领域“吃螃蟹”。2025年，上海已出台《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为“自己选监护人”提供可行路径。如今，信托工具的介入，让“管人”与“管钱”真正实现了制度性分离与协同。
多位受访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通知》的核心突破在于：将资产服务信托从财富管理工具，升级为覆盖“支付指令延续—服务资源对接—权益保障”的全链条养老解决方案。
但也需清醒看到，不动产信托登记的税费堵点、专业监护组织的稀缺、信托公司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仍是业务推进中必须跨越的坎。
从“卖产品”到“建生态”的三重创新
细读这份《通知》，可以发现监管并非鼓励信托公司多发一个“养老概念产品”，而是试图重构养老服务的支付与信任机制。
综合多位行业人士的观点，《通知》的核心看点有三。
其一是明确“资产服务信托”而非“资产管理信托”。
《通知》第二条定义养老服务信托时强调，应遵照资产服务信托有关监管规定进行管理。第五条工作任务中更明确提出“严禁以养老服务信托的名义推介资产管理信托”。
这一红线至关重要。传统概念中，金融机构谈及“养老金融”往往聚焦于理财产品、养老目标基金等投资类工具。而养老服务信托的核心功能不是帮老人赚多少钱，而是“保障养老支付、对接服务资源”。
换句话说，它解决的是“钱怎么花、花给谁”的问题，而非“钱怎么生钱”。
其二是“意定支付”与“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的创设。
这是《通知》中最具操作性的制度设计。传统信托合同下，只有委托人本人或受益人有权指令支付。一旦委托人因疾病、意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支付链条就会断裂。
《通知》第四条规定，委托人可指定其信任的自然人或组织（含其意定监护人）作为“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当委托人失能后，该管理人有权向信托受托人发送支付指令，用于支付养老服务费用。
这一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信托陷入“僵局”。在此之前，许多此类信托项目中大多采取的是设立“指令权人”，与《通知》所提及的“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在职责上异曲同工。
“确定监护人的程序比较复杂，需要进行行为能力鉴定和法院宣告，再确定监护人。如果在信托文件中，任命‘监护人’作为指令权人，则触发‘监护人’履职条件时，可能需要比较长的等待时间。因此，建议委托人在信托文件中选任‘具体的某人’担任指令权人，避免确定监护期间的僵局。”建元信托负责养老相关业务的左君超博士对记者表示。
华东某信托行业人士也对记者总结称，“这就相当于在信托内部建立了一套‘备用支付授权机制’，与意定监护制度形成闭环。”
其三则在于构建服务供给平台生态。
《通知》提及，民政部门将牵头建立优质养老服务机构的遴选平台，涵盖养老机构、社区长者食堂、适老化改造、陪诊助浴等各类服务主体。信托机构无需自行搭建服务网络，通过对接这一公共平台，即可根据委托人需求选择服务机构并完成支付。
上述行业人士解读称，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信托公司“自己办养老”的重资产模式，同时也让老年人在信托框架下仍能享受政府背书的服务资源。
拆解养老服务信托
养老服务信托是什么？
养老服务信托并不是信托三分类新规中的一个类别。按《通知》的定义范围，养老服务信托包括具备“意定支付”等养老服务功能的特殊需要信托、行政管理服务信托、家族信托、家庭服务信托等各类资产服务信托。
这也就意味着，养老服务信托可以被视作一个法律框架下的“工具箱”，而非单一金融产品。结合实践来看，特殊需要信托门槛最低可降至30万元，相比动辄千万元的家族信托，养老服务信托迈出了“普惠化”的第一步。
谁适合养老服务信托产品？
此次发文之前，已有多家信托公司以特殊需要信托的形式探路养老服务信托，其适用人群画像比大众想象得更为广泛：
上海信托项目中81岁的上海张老伯，长期照顾着失智的老伴和患精神残疾的儿子，是典型的“老养残”家庭；昆仑信托项目中84岁的归国华侨燕阿姨，独自生活在北京，她日常无人照料、住院无人签字的需求也是诸多独居空巢老人的需求；建元信托项目中的中年夫妻Z先生夫妇，需要照料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这类特殊需要家庭更需要“未雨绸缪”……
上海在发文中将意定监护老人、独居老人、独生子女困难家庭、“老养残”家庭等均列为重点对象。
“大家对特殊需要信托其实有点误解，它不单适用于残障群体，像单身、独居、丁克、子女身心障碍等家庭，都可以用特殊需要信托这一更普惠、更亲民的工具，来解决自己的养老、生活照护、监护和继承等难题。”左君超对记者表示。
养老服务信托能为大众做什么？
以此次发文的“上海模式”为例，养老服务信托能够覆盖“生前—失能—身后”全周期，覆盖财产安全、支付指令延续、服务资源链接、身后安排等诸多方面。
华北某信托行业人士对记者进一步解释，“信托财产是独立于受托人自有资产，即使信托公司经营不善，信托财产也不被用于清偿其债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委托人的财产安全。通过‘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对接民政部遴选的服务机构等机制，能够保证信托支付指令延续和养老服务资源的丰富完善。同时，在信托终止后，也能够按委托人意愿将剩余财产分配给受益人，或设立慈善信托用于公益。”
模式创新与现实短板
将意定监护与养老服务信托结合，被认为是上海试点最大的制度亮点。其核心逻辑是：监护人管“人”（生活照护决策），信托管“钱”（财产安全支付），双方相互监督制衡。
这一模式在国际上已有成熟参照。日本的“后见制度+家族信托”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养信托+意定监护”均实践多年。上海此次的突破在于，通过《通知》将监护协议与信托合同的法律衔接点明确为“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确保突发情形下的财产安全和可持续支付。
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潮表示，从养老信托的客观需求来看，老年人在能力退化后，对于信托财产的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可能就在于信托财产的支付，所以针对这一问题在文件中专门创设一个全新称谓的角色来强调和解决是有意义的。
“对于信托机构来说，即使不存在这样的角色，受托人也存在明确的信义义务，需要为了受益人也就是老年人的利益，自行决策支付等事项。而此义务以及决策作出后可能产生的对应风险就会成为信托机构推动业务的顾虑，此时加入‘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其实也能很好地缓解了信托机构的焦虑，通过委托人自行选任来排除信托机构的部分责任，使得该业务的落地能够获得信托机构的支持和配合。”唐潮认为。
但在实践层面，仍然面临现实短板。
如不动产等非现金财产装入信托仍面临税费阻碍。《通知》虽提出“深化不动产、股权及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的信托财产登记机制”，却并未提及税费解决方案。
以一套300万的房产过户至信托为例，一位房地产从业人士测算，税费成本至少数万元，包括交易过户可能涉及契税、增值税及附加、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等。这对普通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阻碍。
再如“意定支付”的权限边界和冲突解决机制仍不明晰。《通知》将“意定支付”定义为：“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根据信托文件约定，指令信托受托人支付委托人养老服务相关费用的行为。”
唐潮认为，实务中最难的问题恰恰是，如果意定管理人同时是意定监护人，其支付指令与监护人的财产管理权如何区分？信托对监护人的监督如何实现？如果两者不是同一人，意见不一致，信托公司该听谁的？《通知》说“符合信托合同约定”，但信托合同怎么约定，恰恰是实务中最头疼的部分，需要专业的评估和设计。
此外，信托公司资产服务信托商业模式尚不明朗、专业监护组织缺位等，同样是试点后续推进中仍需关注的问题。
根据《通知》的要求，此次试点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不到两年的时间，养老服务信托是否有望从上海模式走向全国经验？
“上海此次试点的养老服务信托，并非要从零创造一种‘爆款产品’，而是搭建一套能够长期运行、多方受益的制度基础设施。当一套房子、一笔存款不再只是一纸冰冷的资产证明，而能转化为贯穿老年生活的安心与尊严，这场试点的真正意义才真正显现。”一位从业人士颇具温情地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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